如同所有音樂的詩人，加里・霍夫曼早早便為自己的選擇承擔起責任。得益於父母——兩位職業音樂家——以及芝加哥的 Karl Fruh 和更為關鍵的導師 János Starker 的薰陶，他從未向妥協低頭。1986 年，他在巴黎贏得羅斯卓波維奇國際大提琴首獎，从此為他開啟了無數大門；然而，在藝術抉擇上，他始終堅持己見，從不讓步。
他演奏，是為了傳遞對樂譜的絕對尊重，同時也勇於質疑傳統。真正的敬仰，從來不意味著盲目追隨。他為 La Dolce Volta 錄製的唱片，正是這份精神的最佳見證。走上舞台、面對收音麥克風，意味著他已深思熟慮，從不排斥任何思考，即使這反映出與潮流背道而馳的觀點。他將這樣的精神傳遞給年輕音樂家：擁抱懷疑、好奇與冒險精神，從經典曲目到當代新作，無一例外。為何我們至今仍深受過去的大師們吸引，即使他們的演奏並不完美？他怎能不在琴弓觸弦前，便已在心中默唱其聲？那把伴隨他走遍世界、製於 1662 年的 尼可羅・阿瑪蒂（Nicolò Amati）大提琴，曾是 Leonard Rose 的摯愛，如今也成為他靈魂的延伸。
自十五歲於倫敦威格摩音樂廳首次登台以來，他始終堅持一個理想：演奏出作曲家的本质，同時提出屬於自己的詮釋。在 Pablo Casals 或 Artur Rubinstein 的凝視之下，無法也不應對自己說謊。加里・霍夫曼曾回憶，人生最動人的時刻之一，是親眼目睹 Rubinstein 緩緩走向鋼琴的瞬間——那身體在空間中的簡單移動，彷彿凝縮了他整個生命的本質，成為那無法言喻之境的序章。正是音符與音符之間的沉默，孕育了真正的音樂。音樂自足，它撫慰人生的傷痛。對加里・霍夫曼而言，語言與琴弦的顫動不再有界線——一切是甜美的混沌與美妙的不可預測性，如同人生本身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