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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愛麗絲將音樂廳的燈光調得特別暗,用環境烘托出感傷的氛圍,所以在音樂會後,有觀眾向我們道:『那些暗沉的時刻,都是深邃而豐盈的,琴聲每秒都釋放着傷痛,個人的傷痛,社會的傷痛,尤其是在這些艱難歲月中。』」說的是德日混血鋼琴家愛麗絲.紗良.奧特 (Alice Sara Ott) 十一月底只此一夜的香港獨奏會,舉辦音樂會的「飛躍演奏香港」 (“Premiere Performances”) 創辦人費詩樂 (Andrea Fessler) 向筆者分享聽眾的觀後感,也坦露自己深信現場音樂能觸動人心、撫平傷痕,足以跨越時空,滿足動盪時局中的人文需求。

Alice Sara Ott
Alice Sara Ott

 

曾經在紐約、倫敦、東京企業內執業,費詩樂一直自稱「文化的消費者」,是個時常進出卡奈基音樂廳 (Carnegie Hall) 的律師。初到香港,她發現自己「仍惦掛着那幾個大城市的文化和藝術想像,覺得香港的古典音樂藝術依然欠了些甚麼」,最終在 2007 年成立「飛躍演奏香港」,專注室樂演出,填補本地藝壇在這方面的真空。由每年僅辦四場音樂會,到現在超過一百場演出,費詩樂始終沒有忘記分享美樂的初衷。「我當時在紐約的律師樓僅與卡奈基廳數街之遙,很多時候我聽畢音樂會,就有力量再回辦公室工作至夜深,所以我深刻體會到現場音樂能令人煥然一新。」

由觀眾席走入後台,當年這位純粹愛樂的觀眾,今天已是個十二年資歷的藝團創辦人,說得上經驗豐富,半年來的反修例運動,又如何為她的團隊帶來考驗?

Andrea Fessler
Andrea Fessler

 

表演必須繼續

「表演必須繼續」 (“The show must go on”) 是藝術工作者的第一法則,然而在這段日子,費詩樂也不斷自問,究竟藝團應否繼續舉行音樂會。「八月時,我曾與團隊溝通過音樂與時局的相關性,但最後的結論是,這是我們的責任。永恆的古典傑作為何永恆,不朽的音樂為何在變遷中更見不朽,事出必有因。」費氏強調不少作曲家偏愛將革命性思維貫注樂曲,以音樂性或意象方式實現,昭示政治看法,極富先鋒氣魄。所以不論今天,還是數百年前的過去,音樂與時局依舊唇齒相依,關係歷久不衰。

鑑古而知今,這位創辦人亦特別欣賞在節目鋪排上獨運匠心的當代音樂家:「例如紗良.奧特精選了德布西、薩提和蕭邦的鋼琴曲,構築起百感交雜的朦朧現實;而女中音狄杜娜朵 (Joyce DiDonato) 去年則糅合巴洛克時期韓德爾 (George Frideric Handel) 和浦賽爾 (Henry Purcell) 的詠嘆調,寄託戰爭與和平的主題,為昔日歌劇增添針砭時弊的新義。」費詩樂形容這些音樂呈現方式,是「概念獨奏會」 (“Concept recital”) ,呈現表演者對現實世界的臆想,擺脫古典音樂是「年邁白人」(“Old white man”) 高尚享受的陳腐印象。

問及社會紛亂對市場反應的影響,費氏直言不諱:「我絕不能佯稱音樂會門票銷情沒有被局勢影響:十一月十四日,正值那『瘋狂的一周』(“The crazy week of November”) ,亦是我們另一個節目薛高維茨基鋼琴三重奏 (Sitkovetsky Trio) 演出之日,局勢急劇轉壞,但音樂依然匯聚了數百顆人心。」另邊廂,人人需要情感療癒的片刻,適才提及的紗良.奧特鋼琴獨奏會,就成了逆市奇葩。在這社會氣氛下,音樂會銷情竟打破創團紀錄。當晚座無虛設的觀眾席不時傳來的抽泣,教費氏更確信,盡力使每一場音樂會順利舉行,為聽眾提供情緒出口,委實是藝術行政團隊的責任。

她承認當前局勢下,「飛躍演奏」必然以經濟風險為首要考慮,幸而藝團定位為表演規模較小的室樂和獨奏音樂會,所以決策過程會比大型演出更為靈活:「觀乎今年取消的藝文演出,皆製作浩大,陣容鼎盛,例如音樂劇《瑪蒂達 (Matilda) 》、Clockenflap 音樂節,甚至一些常規歌劇和芭蕾舞表演,它們的考慮因素也比較複雜。」大型演出接二連三的取消,或許令費氏更自覺責無旁貸,最終選擇與不確定性共存,繼續籌辦一年一度的「比爾斯飛躍演奏音樂節」(Beare’s Premiere Music Festival) ,在一月中旬為香港聽眾提供連串室樂節目。

藝術總監 林昭亮
藝術總監 林昭亮

 

古典音樂背後的人文價值

筆者看來,比爾斯音樂節有三個焦點人物,巴赫 (Johann Sebastian Bach) 、貝多芬 (Ludwig van Beethoven) 及孟德爾頌 (Felix Mendelssohn) 。

揭幕音樂會是個全巴赫之夜,演奏《貝蘭登堡協奏曲 (Brandenburg Concertos, BWV 1046-1051) 》全集,正是音樂永垂不朽之模範。巴赫音樂將世道和情感兼收並蓄,化為精密的配器和旋律,覆蓋世上千愁萬緒。費詩樂謔稱如若自己流落荒島,巴赫作品大可成為唯一的精神食糧,此說或許有理論佐證,事關這個曠世奇才之對位法 (Counterpoint) ,的確蘊含人文主義的精粹。文化學者薩伊德就曾於其著作《人文主義與民主批評》中強調,「巴赫音樂的創意本質,是得自形式上的多重變化演繹而來」[2],聽眾大可從層層遞進的複調 (Polyphony) 聽到「創新」樂思與傳統的互動性,如何漸次改變樂曲面貌,繼而放諸現實世界,對世情體悟更透徹。

談到對樂聖的印象,費詩樂認同「貝多芬是個革命性的人物,大可見於他是古典與浪漫時期的銜接人物。」《熱情》奏鳴曲 (“Appassionata”, Op. 57) 及《第一弦樂四重奏》(Op. 59, No. 1) 均屬貝氏中期之作,正值其自由意志和英雄主義沉潛已久,開始在音樂作品綻露之時。作曲家其時的世代,理想主義和人文憧憬起飛,是故貝氏以自由、平等、博愛等價值意象入題 [3] ,讓樂思衝破古典主義的羈絆,改朝換代,煥發史無前例的個人情感表現,在當下社會氛圍聽來饒生感慨。

音樂節既會演繹布拉姆斯 (Johannes Brahms) 及舒曼 (Robert Schumann) 等人之名作,但若論明朗的感情色彩,孟德爾頌同期的室樂作品則可脫穎而出,振奮低落頹唐的人心。這個浪漫時期作曲家的《降 E 大調八重奏 (Op. 20) 》是閉幕音樂會的戲碼,是次演出強調忠於原著,覓回曾經散失的一百個小節,完整演奏作曲家的個人信念,寄情 19 世紀人道主義的幻想和超脫 [4] ,為不完美的世界開拓只此一夜的喘息空間。

費詩樂謂藝團漸漸脫離典型曲目的楷模,能夠將新作融入在同一個音樂會中,着意突破古典音樂的樊籬,所以曲目中亦不乏委約室樂作品,為新晉作曲家提供曝光機會。如今離音樂節舉行仍有數周之距,她認為高手雲集難能可貴,恐怕日後難以完整重現,此刻只好寄望音樂節順利舉行,而獲「飛躍演奏」特邀演出的海外藝術家,都密切關注香港的局勢,「我們只能由衷地跟他們交代一切風險和顧慮,幸而他們全都願意出席。」

筆者記起在訪問尾聲,向這位身兼律師身份的行政總監問道:「如果飛躍演奏香港是一個人,他是怎樣的呢?」

「他還是一個有冒險精神的年輕人,愛承受風險,也沒有為自己的人生訂下甚麼明確的規限,卻又未能以雙腿站立,故需要繼續成長。」

這個小子,是他也是你和我,且就請你繼續飛躍,與不朽的音樂一同躍過穹蒼底下的黑暗日子。

(全文完)

註:

[1] 訪談以英語進行,筆者中譯。

[2] 李歐梵教授歸納薩伊德著作要旨,藉此論述巴赫音樂中傳統與創新的相對概念。載於李歐梵、邵頌雄著,《諸神的黃昏:晚期風格的跨學科對談》(香港:牛津大學出版社,2019)。

[3] 朱秋華著,《西方音樂史》(香港:中文大學出版社,2002)。

[4] 同註 3。

 

比爾斯飛躍演奏音樂節
2020 年 1 月 8 至 16 日
香港大會堂音樂廳及大館賽馬會立方
$100-$680

www.pphk.org/比爾斯飛躍演奏音樂節2020
門票於飛躍演奏香港網站 www.pphk.org 及城市售票網有售

 

(本文為贊助文章)

 

瀧澤勳
貳零壹玖年拾貳月貳拾捌日於粉嶺